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潘岳

【文/潘岳】。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曰民族之统一。早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就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在距今6000年前后，形成了以彩陶文化与玉石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在政治上，中华民族坚持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信念，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图④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红山龙纹玉器的图腾意象，成为后世华夏龙文化的重要源头。1902年梁启超首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阐明中华民族就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如西汉与匈奴通过和亲“约为昆弟”；唐朝与回鹘和亲保持“甥舅”关系；辽宋夏金时期，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喀喇汗王朝仍与宋朝以“甥舅”相称。实现非西方化的现代国家转型。在政治制度上，大一统王朝施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形成发展的历史，蕴含着各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体现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层面共同性不断增长的客观事实，彰显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共同体内涵。不同朝代不同政权在追求与捍卫大一统的过程中，积极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畛域，持续推进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华民族习惯以血缘亲情来类比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将其视为兄弟手足与同袍同泽。夏商周时期，中华大地逐步形成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了融合夏人、商人、周人与“蛮夷戎狄”的华夏共同体。西方民族国家大多是帝国瓦解后一分再分的产物，也是“一族一国”建构论的现实投射。在文化上，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以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图③为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何尊。此后千余年间，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持续发展，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内聚性逐步增强，至元明清时期，在疆域空前一统基础上底定了多元一体基本格局。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和国际法的基本单位，是主权、领土和公民集于一体的现代国家形态。现代中国从大一统王朝脱胎而来，如果照抄照搬西方民族国家框架，势必会导致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近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隋唐有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靺鞨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士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寓边，规模达到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各族人民在多向迁徙流动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这种超越个体主义的共同体观念，迥异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意识与非此即彼的敌我观念。秦汉时期，华夏共同体进一步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周边族群交融，并因秦汉大一统政制塑造，形成了超越单纯血缘关系且具有共同政治文化认同的“汉人”群体；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古代人群更加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相关负责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有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历史上，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与贸易通道，各区域各族群交往联系日趋紧密。我们有着“混一天下”的文化交融理念，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文化生成模式，如汉代文化是战国多国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辽宋夏金与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汉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各民族由此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从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边疆治理上，历代王朝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汉朝的属国、都护府体制，唐朝的羁縻府州体制，宋朝的土官制，元朝的土司制，以及清朝的军府制、盟旗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等。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秉持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这是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需要。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空前觉醒，现代中国转型没有走西方“一族一国”建构之路，而是植根于大一统传统，以“合多为一”超越“分族立国”。图①为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有着独特的形成发展脉络。图①②④为社供图（庞雷、徐宏岩/摄），图③为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供图。在社会层面，中华民族通过通婚、经贸、战争、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其铭文中“宅兹中国”是迄今为止“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1917年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首先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率先提出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复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中华民族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辩证统一、和谐共生，即使是排他性的宗教与文化也能通过浸润中华文化而得到会通与转化。1912年孙中山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大一统决非汉人的单独发明，而是各族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如北魏推行均田制、元朝创建行省制与宣政院、清朝开创理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等，都在不断巩固和壮大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体系。在统一时期，中华民族大融合不断深化；在分裂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范围更加广阔，每一次分裂后的重新统一，总能在更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融合，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就是在更深与更广的交替中持续增进，不断印证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图②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人口流动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天下一家”社会伦理作用。它进一步印证了二里头的王权高度。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兵戎相见，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和族群都共生共存于“天下”，都被视为“一家”，即使冲突竞争也都是“兄弟阋于墙”的内部纷争。通过汉文字的使用和推广，不同族群互通声息，共融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共同接受中华文明特性和中华传统伦理的滋养，不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矢志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表现出独特的国家民族现代化特征。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见证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