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界碑”

【文/专栏作者 田飞龙】。“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1937年7月和9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及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与红军地位的合法承认，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的战略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长征过程中进一步团结凝聚并实现政治成熟。而长征中的“宣言”“宣传”“播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酝酿、凝聚、团结与成形的过程。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红一方面军长征371天，有132天在民族地区，约占1/3；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18640公里，有5660公里在民族地区，约占1/3；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有15个月在民族地区，约占3/4。其一，在中央苏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围剿和反动宣传是非常严重的，不仅摧毁了传统的革命根据地，还对党和红军进行严重的污名化和政治诋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团结发动东北各族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构成全国抗战的重要战场。长征中的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建设意义重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制度化的试点和萌芽。这一政策宣传策略将民族平等与阶级团结相结合，将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相结合，是探索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重要尝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一贯和坚决的。长征是与上述反动政策进行的战略斗争。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生命线。长征，无疑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史诗，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史诗，是民族团结的检验与深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与升华。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日路线主张与民族政策导向，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领导权。红军在黑水筹粮付给藏族群众的三串布币。长征精神已铭刻在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之中，成为全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过程中思考革命与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实现了从阶级革命到民族革命的思想突破与升华，将中国革命的阶级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自觉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长征是民族危亡、革命危亡背景下，党和红军的战略转移和政治重建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了党的思想、政治与组织路线的反思与创新，带来革命面貌的焕然一新，更是在穿越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及经历无数的民族互动融合过程中，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理念与政策宣传到位，播下火种，留下深厚的革命与民族情谊。长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征面临的全国性处境是异常艰难、史无前例的：。其三，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华步伐不断加快，局部抗战时有发生，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违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向抗日第一线，才能旗帜鲜明地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并推进革命进程。在与抗日主题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理论，即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红军还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反对地主和军阀剥削、开展识字进步甚至创建自治政权，吸收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等群众参军与支前，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国民党为一己私利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路线上不仅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而且奉行“不武装人民”的单纯政府军抗战策略，缺乏对抗日战争性质与残酷性的战略认知，也缺乏对人民与各民族力量的信任和动员。随后的瓦窑堡会议再次明确了这一统一战线的目标和任务。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的理论宣传和政策落实。在陕甘红军帮助下，甘肃正宁龙咀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在甘肃与宁夏交界处的回民聚居区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等。以上处境，必须通过长征过程中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革命动员机制，并集合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打破。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阿訇互赠礼物，缔结民族情谊，谱写了回汉团结的民族佳话。其二，长征战略转移的基本路线是民族边疆地区，红军相继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10余省，经过了苗、瑶、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面临着历史性的民族矛盾压力与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负面影响；。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尽管面临前堵后追、缺乏稳定根据地与补给系统的生存困境，但采取了正确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路线，将党和红军放到广阔的民族边疆地区当中，与各族群众真诚相待，团结互助，手牵手，心连心，将革命理想与事业与各民族团结进步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底气、意志和希望。长征会师成功。九·一八事变后两天即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开展民族自卫战争。长征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斗争精神与团结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界碑。长征胜利后，党和红军迅速开辟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东渡黄河与西征战役，并妥善介入处理“西安事变”，推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两党层面的制度化落实。1935年，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征是以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与北上抗日的形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与组织路线的成熟转型，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行动的实践动员。长征中的“宣言”“宣传”“播种”，是革命理想在民族边疆地区的落地生根，也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的生动过程，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更趋成熟。长征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其一，以战略转移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延续中国革命火种；其二，以北上抗日高举中华民族利益大旗，开展民族共同体教育和动员，做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长征从生存性的战略转移始，历经民族边疆地区的平等团结动员，再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实行，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由此实现了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思想政治成熟，自我锻造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坚强领导核心。长征中也涌现出了无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佳话故事，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就是其中的代表。长征与民族边疆地区的深入互动及各民族情况的大调研是密不可分的。民族平等来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是反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理念武器，也是在国内反对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民族压迫的民族阶级斗争武器。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元素，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伟大转变的历史里程碑，更是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过程中进行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调研、教育和动员，对凝聚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关键支撑意义。毛泽东负责人对长征的历史评价中，突出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三重意象，可谓精辟。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而十年前，相关负责人负责人在长征胜利80周年（2016）大会上，总结提出长征精神的“四大远征”意义：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1935年12月，毛泽东负责人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对长征进行了历史回顾与政治总结，完成了长征精神的定格与奠基。长征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形成。对党和红军而言，民族工作正确与否，事关战略转移的生存问题与北上抗日的大局问题。一·二八事变后的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但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国革命进行残酷绞杀，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妥协退让，造成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